1956年3月5日晚上,会议结束后那会儿,陈毅悄悄笑着说:“谁要是真想动恩来同志的位置,那可能得先跟那二十几张选票较量较量!”边上的几个警卫听了忍不住偷笑,但没人敢搭腔。这句玩笑话,其实说出了周恩来在党内的重要地位,这也正好引出我们今天要聊的事儿:周总理的威信到底有多深?
时间跳转到1976年1月11日那天。北京冷得要命,但来自四面八方的送别人群依然挤得满满当当。东长安街人挤人,好多老兵把大帽子摘了下来抱在怀里,眼泪不停地掉在军鞋上。负责维持秩序的武警平时都挺规矩,可哀乐一放,好几个小伙子直接把头埋在胳膊里,哭声再也憋不住了。要不是因为大家心里头那份敬重,哪儿会有上百万的老百姓自愿来送别呢?
回头看看,1949年9月那会儿,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挺能说明事儿。新中国政府的名单刚往那一放,毛主席就简单问了句:“让周恩来管国务院,大家觉得咋样?”会场里先是静了一下,接着就是掌声一片,好几个代表都激动地站了起来。到了正式投票,就一个人没举手,连说反对的都没有。那张弃权票是谁投的,档案里没提,但基本上就算是全票通过了。你想想,就连这么重要的中央会议,大家支持得都这么痛快,可见威信早就高过职位好多了。
不过,周恩来的路也并非一直顺畅无阻。到了1931年1月,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了“六届四中全会”。这次会议,米夫主持并打算推王明路线上位,同时打算“改动”一下人事安排。说白了,就是想把周恩来从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上挤走。那次会议总共有24名代表,米夫原本以为自己能拿到过半数的支持。可没想到,到了投票环节,一下子就有18人投了反对票,剩下的6人里还有俩人是迟疑了一下才勉强举手的。米夫当时脸就拉下来了,会议纪要里对这事儿就用了个“意外”来委婉说说。
为啥会搞成这样呢?咱们先聊聊资历。周恩来早在1921年就入了党,那时候我们党还在上海法租界的小破楼里头,为“要不要收会费”这种小事犯愁呢。到了1924年,人家已经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了。黄埔一期出来的那些学员,后来大都是国共两边的顶梁柱,提起周恩来,很多人就一个感觉:佩服。蒋介石晚年写日记时,还特意写了“敬周”俩字,虽然就一行,但也足以看出这个对手对他的敬重。资历越深,信誉就越硬,这种信誉,啥政治风浪都冲不走。
说说能力这事儿。遵义会议过后,毛主席又把军事指挥的大权给拿回来了。不过呢,开会的时候,像是叫人、定议程,还有最后做决定这些事儿,大多还是周恩来在忙活。记得滇北扎西那次会议,晚上大家还在琢磨方案,结果第二天一早,周恩来就把电台密码给换了,交通员也重新安排了,后勤的口令也都更新了。那些老红军都这么说,“论打仗的策略,毛主席那是站得高、看得远,周副主席呢,就是心思细腻、考虑周全,他们俩缺了谁都不行。”有了这样的执行力,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,心里都踏实多了——知道有人肯担责任,威信自然就立得住。
品性也是关键。1935年翻越雪山那会儿,红军缺盐缺得厉害,周恩来兜里就剩半包云南的盐巴,他硬是把这点盐巴分成好多份,先给了做饭的战士们。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,他还拿这事儿开玩笑,说自己“就是管不住这盐巴”,大家都笑了,但没人忘记那时候,那点盐巴可是救命的宝贝。新中国成立后,国务院秘书厅做过统计:周总理的个人生活费用,三年算一回账,平均下来每个月才38块钱,连天津那边抢手的海鲜都舍不得买来尝尝。像周总理这么节省的领导,哪个普通干部能不服呢?
挺有意思的是,威望大并不意味着没人能跟他较劲。“四人帮”里头,最怵头的就是周恩来。江青背地里跟自己的心腹嘀咕:“这总理声望忒高了,咱动不了他。”所以,他们只能动动手脚,造造舆论,给国务院的日常添堵。一提“换总理”这事儿,就连那些造反派的小年轻都直摆手——只要是关于周恩来,老百姓心里跟明镜似的。这么多年来,大家心里都有杆秤,清楚谁是真正为国家卖命的人。
再说一个常被大家忽略的事儿,周恩来特别乐意让别人出彩。就拿遵义会议来说吧,他直接站出来说:“军事上,毛主席来主导,我给他打下手。”这可不是简单地把位置让出来,更像是给毛主席在政治上保驾护航。等毛主席威望稳稳当当立住了,周恩来就默默站到了一边,但工作还是一样卖力。你想啊,要是没有这个肚量,内部权力交接能那么顺利吗?心胸开阔,这就是树立威信的最好帮手。
1958年在庐山开的那个会上,周恩来因为过去三年的经济情况,自己站出来说想检讨,还说要是不行就不当总理了。毛主席一听,立马就说不行,其他常委也都反对。朱德急眼了,还拍了桌子,大声说:“你要是不干了,我们也不干了!”会议结束后,好多干部都在私下里聊,说这次大家齐心留周恩来,就像是全国人民都投了他的信任票一样。后来大家也都明白了,一个人的威望不光是看工作做得咋样,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候能不能站出来担责任,还有那份自我反省的精神。
来聊聊一个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小故事。1962年的时候,三线建设这个大项目开始搞了,计划在川北建一个大型钢铁基地。当地的同志说,如果全靠中央出钱,那至少得搞十年。周恩来听了之后,也没多说什么,回到北京当天晚上,他就把预算给分成了三部分:中央先出钱买设备,地方自己想办法找人干活,银行再帮忙解决日常运转的钱。结果你猜怎么着?第二个月工地就开动了,还比预计的提前了四年投产。到现在,那些参与过这事儿的人一提到“国务院的效率”,首先想到的还是周恩来总理。
很多人好奇:周总理的威望究竟有多大?简单来说,就是大到连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都不敢公开唱反调。一个共产党员能达到这种境界,靠的不单纯是经验、才干、品性,更重要的是他将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。国家往哪儿发展,他就全神贯注地往哪儿使劲;国家碰到难题,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想办法解决。想知道威望有多重,瞧瞧老百姓在紧要关头怎么选就知道了。记得那个冬天早上,广场上挤得满满当当,人群密不透风,那时候,答案已经明明白白摆在我们眼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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